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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弗洛伊德"中国首位精神分析学家惊呆全球

作者:韩石|文章出处:解放报|更新时间:2010-07-27

         本报去年独家报道的川大教授霍大同的着作《精神分析零距离解梦》,引起了法国著名报纸《解放报》关注。近日,由该报特派记者韩石(PierreHaski)亲赴成都采写的题为《13亿个灵魂和仅有的一个沙发》的长篇通讯在法发表,引起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强烈反响,成都“弗洛伊德”———霍大同教授,在国际权威精神分析学家脑海中烙下了深刻印迹。昨(3)日,记者再访霍大同时,他说:“在世界精神分析领域,应该有一个中国学派,否则,我们将不能成功。”

  中国首位精神分析学家

  法国《解放报》记者韩石是在2002年快到秋季的时候飞抵成都的。那时,天府之国正袒露出自己硕果累累的富庶,这块富饶的土地不仅适合农作物生长,对源自西方的精神分析学也是一样。这一点,当韩石迈进四川大学霍大同居住的小院时,就深深地感触到了。

  这是一幢墙面有些斑驳的建筑,陈旧的外表并不给人不适感。相反,与内涵深厚的精神分析学联系起来,两者之间还显得相得益彰。大楼浸没于一片枝叶繁茂的树林中,独特的民居特色和学术氛围让韩石不贴切地惊叹为“城中之城”。跨过一道门廊,上面有被时光模糊的红色题文,告诉他这里曾经是一个“革命大院”,安顿在这里的精神分析学家霍大同,曾经被蔑视为“资产阶级代言人”。

  真正见到霍大同时,韩石找到了在法国的感觉———霍大同讲一口与他一样好的法语。他们用法语聊弗洛伊德,聊精神分析学。

  精神分析学在法国并不陌生,在中国却还刚刚启蒙,虽然大家对弗洛伊德已耳熟能详。韩石很关心为什么学历史的霍大同能成为中国第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并让精神分析学在成都发芽,还壮大成为培养“弗洛伊德”的摇篮。

  抱定目标培养中流砥柱

  弗洛伊德的着作在中国很早就被译出,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弗洛伊德才在哲学领域通过文学再次出现。霍大同在一位朋友家发现了一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再晚一点,他在一位同学朋友家里第一次听到谈论拉康。此人名叫戴思杰,后来在法国成为作家和导演,是《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作者。

  但对霍大同来说,从事精神分析学研究的道路是曲折的。

  糟糕的视力使他未能像同龄的年轻人一样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他先是当服务员,然后是印刷厂工人。24岁的时候,他重返大学。

  带着对学习的强烈饥渴,他先是从事对人口统计的历史研究,其后到法国巴黎七大学习精神分析学,并按照每周3次的频率,在一位叫米歇尔·吉布尔的法国分析家处作了5年分析。此人至今仍伴随着他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学。

  1994年,霍大同回到成都。他说,“一位教师朋友要求我给他作分析,我就留下来了”。当时中国已有规章管理的精神病学以及心理治疗,但还没有为精神分析找到一个位置。整合入四川大学哲学系中,他同几个教师和半打学生已组成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小组,其中多数人正在他那里作分析。在这小组之外,也有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北京的女士通过电话作分析。他们抱定一个主要目标:培养中国精神分析研究人员的中流砥柱,让这一学科在中国壮大。

  打破传统寻找“中国道路”

  在霍大同的住所,一些纸箱尚未打开,但一间分析室已设置好了,不可避免的有着“divan”(divan在法语中指分析家为被分析者准备的长沙发)。这里,“divan”是一个用木条做的可调节的躺椅,躺在上面的被分析者能够选择其倾斜度。与欧洲相反的是,躺椅与分析家的座位是平行设置的,这使得被分析者可以看见分析家。“一开始人们看我,然后他们就忘记了我的存在”,在霍大同的分析方法中,这一细节是有象征意义的。他在寻找一条通向精神分析的“中国道路”,他认为精神分析没有一个单一模式,弗洛伊德学派和他本人所属的拉康学派已分化成不同的文化空间,“应该有一个中国学派,否则我们将不能成功”,他评述道。

  另类到底赞同相反东西

  在去年春天,有几十个分析家参加的中国精神分析的国际会议在成都召开,其中法国拉康派占了很大比例,也有美国的弗洛依德派。他们都分享着同一个希望,即看到中国成为精神分析学壮大的又一片沃土。对霍大同来说,中国需要精神分析学:她能允许填平一个缺乏精神自由的缺失空间,是由于传统的习俗及过分紧密的家庭关系。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呼吸的空间,一个自由言说的空间。

  在中国,精神病学以一个单一的医学角度统领全国,这与西方的进程相比迟了一步。“我赞同相反的东西”,霍大同确信道,不带丝毫地犹豫。他的研究小组的同事和学生分享着这一热情。在个人寻找的最终,他们发现了精神分析,并决定将它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中变成另类的步伐进行到底。一位学生有信心地说道:“10年后,我会有我的分析室,且人们也习惯于定期去看他们的精神分析家。并且我会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停在我家门前。”到那一天,霍大同就赢得了他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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