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情感问题

       《金瓶梅》是人尽皆知的一本淫书，潘金莲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淫妇，历来不乏骚人雅士从各种角度去探讨这本小说和它的人物，但却都很少触及它真正的主题，也就是“性”的问题。笔者学医出身，“惯看”的并非“秋月与春风”，而是“鲜血和肌肉”，不擅摇头晃脑揣摩那幽远的意境，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谈一些形而下的问题。今日之意正是要不揣浅陋，以本行里的精神分析学说一探潘金莲的性生活，以及这些生活点滴背后的心理含意。

　　也许有人认为，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这本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拍即合；因为精神分析处理的不正是潜意识中的卑污愿望——也就是“性的愿望”吗?但这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精神分析所要分析的乃是被压抑的性愿望，而《金瓶梅》一书却已赤裸裸地宣泄了这种欲望，让人一览无遗。如此说来，精神分析岂非已无用武之地?但这恐怕亦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盖指出被压抑的性愿望，甚至摊开当事者性问题的所有症结，只是精神分析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的“热身运动”而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当事人(包括书中人物及作者)的整个人格(Personality)作结构性的分析，才是精神分析的基本目的，而这也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瓢与棒槌，鞋与钥匙

　　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若不谈一些性象征，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现在就且让我们先来一些“热身运动”。《金瓶梅》一书对性事刻意描绘，无所忌讳，而且好做“双关语”，譬如第四回王婆到武大郎家借瓢，但事实上是要潘金莲过去和西门庆幽会，借瓢的寓意非常明显，作者还特别谄了一首词来描述此瓢，用精神分析的白描，此瓢就是“女性性器”的象征。与此相对的，是第七十二回春梅到如意儿处借棒槌，此处作者对棒槌无任何歌咏或暗示，也许是情节安排上的不经意流露，但寓意亦非常明显，原来此时正是西门庆勾搭上如意儿，经常在那边过夜致令潘金莲空闺独守之时，所以春梅会代替她的主子潘金莲过去借棒槌。棒槌者，男性性器之象征也。

　　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间的奸情，因涉及乱伦，而需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悬宕。在漫长的试探与调情过程中，潘金莲有一次丢了一只鞋子，她四处找鞋子，最后鞋子落到陈经济手中，且由他拿来归还。无独有偶的，陈经济随后也丢了一把钥匙，他觉得是遗失在潘金莲这边，而到她房里来寻找。一个丢鞋，一个丢钥匙，而且又都和对方有关，鞋与钥匙正像前述的瓢与棒槌，分别是女性和男性的性象征。

　　笔者当然无法揣测兰陵笑笑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使用这些性象征，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它表示人类不论是黑白黄或贤不肖，都在运用某些普遍的性象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心灵的运作乃有其普遍的法则。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发轫于西方，但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古典小说，只是要多加留意一些“心灵生态”的问题罢了。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主题：

　　潘金莲的情欲世界

　　不论是以中国古代或“性革命”以后的西方观点来看，潘金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性过度”(hypersexuality)的女人。一般说来，“性过度”的女人有两大类，一是因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而几近强迫性地反复追求那“虚拟的性高潮”者，一是能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但旺盛的性欲(原我)与薄弱的道德意识(超我)却驱使她去追求更多“实质的性高潮”者，潘金莲应该是属于后者。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她被塞给武大当老婆，这个三寸丁的丈夫在“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而显然使她积压了相当程度的欲求不满；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她更是一个“生性淫荡”的女人。作者借相术来显露她这种本性：在第二十九回里，吴神仙看了潘金莲的相后，说她“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相格正暗示着本性。潘金莲之所以对“性”特别有兴趣，乃是因“脸上多一颗痣或肌骨的比例”所致，是生来就是如此的，与她的“童年经验”无涉，因此笔者也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潘金莲或西门庆有没有什么“伊底帕斯情结”——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否有这种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存在，颇堪怀疑，也值得讨论。

　　《金瓶梅》一书对潘金莲的诸种淫行虽然着墨甚多，却很少提及她对性的基本态度，勉强可以作个交代的是在第八十五回里，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勾搭上女婿陈经济，旋因受疑而被拆散，她“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正闷闷不乐时，她忠实的“性差使”春梅说：“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于是两人借酒消愁，“见阶下两双犬儿，交恋在一起”，遂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这种恣纵兽性本能，即时行乐的看法可以说是潘金莲和春梅这对主仆基本的性态度。

　　旺盛的性欲与放纵的性态度为潘金莲提供了“淫妇”的心理造型，也为《金瓶梅》一书中的性描写画龙点睛。她不仅会背着丈夫“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主动去勾搭撩拨男人，而且更在床笫间采取主动的架势。在第十三回里，西门庆出示春宫画，潘金莲“从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与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内，早晚看着耍了”，日后先与西门庆，后与陈经济，照着春宫画上的模样行事。在《西门庆贪欲得病》那一回里，更乘着西门庆酒醉，喂他吃了三丸胡僧药(春药)，自己也吃了一丸，然后“骑在他身上”，“美不可言”，“五换巾帕”，最后弄得西门庆“精尽续之以血”昏迷过去。对潘金莲来说，性并不单纯是博取男人欢心的差事，而是一件可意赏心的乐事。

　　潘金莲曾数度要将“欲”升华为“情”，但都没有成功。她的枕边风月虽然“比娼妓尤盛”，私底下却相当鄙薄妓女，因为她认为“婊子无情”。她骂勾栏院里让西门庆迷恋的李桂姐“十个九个院中淫妇，和你有甚情实。常言说的好，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寨”，潘金莲自觉有一缕情丝缠在她所爱的男人身上，譬如当西门庆流连歌台舞榭不返时，潘金莲写了一封情书，要小厮玳安转交给西门庆，情书上说：“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西门庆死后，她与女婿陈经济的奸情因遭疑而受阻时，

　　也要春梅捎一封情书给陈经济，情书上说：“将奴这桃花面，只因你憔瘦损……泪珠儿滴尽相思病”，正是说不完的离情之苦，道不尽的相思之意。但潘金莲只有在性欲受阻时，才会写情书、弹琵琶咏颂“爱情”。写给西门庆的情书墨迹未干，她就因难耐春闺寂寞，将小厮召进房内，将他给“用”了；她虽也为了陈经济而“憔瘦损”，但在被王婆领回后，也等不及情郎来相会，就又和王婆的儿子王潮搞上了。

　　性欲是水，爱情是岸，水没有岸来加以定型，就无法累积，而四处横流，变得浅显化，难以有江海湖泊的深邃感，这也正是潘金莲的欲情世界给人的感觉，泛滥而缺乏深度。因此，虽然有着无边的风月，但其欲情的饥渴度与满足度竟不若白先勇

　　短篇小说中的玉卿嫂那样深邃。

　　原我与超我、情欲与礼教的冲突

　　赤裸的性欲是依“快乐原则”而行事的“原我”(id)，它需要受到依“现实原则”来行事之“自我”(ego)的引导，与依“道德原则”来行事之“超我”(superego)的节制。潘金莲的“原我”自是生来就蓬勃无比，但她的“自我”对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社会现实却也有着相当的体认，她自知无法独占西门庆的身心，而须与众女共分一杯羹，所谓“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大家各凭本事，以讨主子欢心。潘金莲在这方面的本事包括在床上百般奉承、到处偷听、突袭抓奸、收集情敌的情报、将身体抹得像李瓶儿般的“白净”以夺其宠，并借迷信魔法想在“壬子日生子”，用木人符灰要拴住西门庆的心，等等。潘金莲的“自我”，与书中其他女性可以说没什么两样，最少是差异不多。

　　在《金瓶梅》这种形式的古典小说里，我们很难看到有关当事者内心冲突的描述，因此，笔者也找不到潘金莲对她的行为是否有过什么“反省”或“罪恶感”的蛛丝马迹。礼教与道德对她(甚至对书中的多数人物)来说，可能只是嘴巴上的表面文章，我们需从外在的具象权威去寻找具有约束与惩罚力量的“超我”象征。

　　潘金莲生命中的第一个权威人物——父亲，很早就死了。第二个权威人物——母亲(潘姥姥)，虽然含辛茹苦将她带大，让她学琴识字，但潘金莲对母亲却不甚尊敬，曾为了轿钱而当众奚落辱骂她。第一任丈夫武大郎、第二任丈夫西门庆与西门庆死后当家的大老婆吴月娘又分别代表她在三个不同人生阶段中的权威人物。巧的是，潘金莲各被这三位权威人物捉过一次奸，第一次是武大郎捉她和西门庆的奸，第二次是西门庆捉(打)她和琴童的奸，第三次是吴月娘捉她和陈经济的奸，结果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都被潘金莲狡辩过去。“超我”虽然数次进抵“原我”的窝巢，但都无能将它制伏。

　　在第七十六回里，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西门庆从衙门回来，说他审了一个“丈母养女婿”的案子，两人的奸情因使女传于四邻而暴露，结果丈母和女婿都招了供而判了绞罪。此时，也在暗中养女婿的潘金莲居然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应将那告密“学舌的奴才打的烂糟糟，问他了死罪”。日后在西门庆死后，使女秋兰果真将潘金莲和陈经济的奸情向吴月娘告密，结果竟不获相信，秋兰反而被“打的烂糟糟”。这固然表示“原我”气焰的高涨，亦表示“超我”的懵懂、昏庸、懦弱——其中武大郎是个侏儒，西门庆本身就是个色中魔鬼，而吴月娘则是个迷信神佛的烂好人。

　　不仅个人层面的“超我”出了问题，连社会层面的“超我”——法律与礼教也是漏洞百出，无法约束人欲的横流。吴月娘、孟玉楼等一伙妇女，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相对于潘金莲的“好女人”，其实整天也是无所事事地吃喝玩乐。在第七十四回里，西门庆回府被潘金莲捷足抢进房中，众女骂了一顿“淫妇”后，只好听暗地里提供生子灵药的僧尼宣讲善恶果报的佛法，然后大吃大喝(满足了与性欲相对的食欲)，再由李桂姐唱“淫曲”给众女和僧尼合听。这岂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堕落?

　　潘金莲因“原我”的放纵，而犯下了通奸、谋杀亲夫、养女婿等法律与礼教所不容的罪行，但事实上，瘫痪的法律与礼教均奈何不了她。在吴月娘要王婆将她领回后，还有很多男士、各路人马争着要娶她，而使王婆认为她是可居的奇货，一路抬高价钱。设若潘金莲不是触怒了武松，最后由武松出面来杀嫂祭兄，笔者一时也很难想象兰陵笑笑生会安排给她一个怎样的结局?很像潘金莲影子的春梅，也是一个犯下通奸、乱伦罪行的淫妇，但兰陵笑笑生给她的结局却是“在床上快乐而死”。

　　从精神分析的眼光来看，武松并非“超我”的象征。这个打虎英雄事实上代表的是另一股非法的力量，而他竟然是书中唯一严峻拒绝潘金莲诱惑的男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独醒者却也不是什么健全的英雄，他对潘金莲的制裁用的亦非健全的手段。人性的堕落、社会的黑暗与生命的无望，饱餍欲望之后肉体的狼藉与心灵的荒芜，跟枕边风月同样一览无遗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淫妇原型”的塑造与男性的惧怖

　　在前面，我们将潘金莲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加以分析，但事实上，她是由作者兰陵笑笑生用一堆文字所营造出来的空幻影像。因此，接下来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兰陵笑笑生为什么要塑造出这样的一个人物和如此的一段情节?对此，笔者无法根据作者的生活经验作特异性的陈述(因为我没有兰陵笑笑生个人的传记资料)，而只能作广泛性的通论。

　　众所周知，《金瓶梅》的故事脱胎于《水浒传》，在《水浒传》里，从潘金莲出场到武松手刃奸夫淫妇，前后不过五个多月的时间，明快而果决。但在《金瓶梅》里，却被拉成六七年，武松第一次为兄复仇失败，自己反而身触重罪，使潘金莲和西门庆又过了六七年的快乐日子，而且最后，西门庆也不是被武松摔杀而是自己纵欲过度而死。这种改装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一剧来自北欧的一个传奇故事，在原来的传奇故事里，克劳底阿斯在一次酒宴里，当众拔剑挥杀他的哥哥(国王)，并向围观的贵族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嫂嫂(皇后)免于受哥哥的虐待(有些传说是克劳底阿斯和皇后私通，但有些则无此说法)。王子哈姆雷特在克服外在的障碍后，立刻毫不犹豫地杀死克劳底阿斯，为父报仇，登上王位。但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里，克劳底阿斯不仅和皇后私通，秘密地谋害兄长，而且哈姆雷特在为父报仇的行动中竟显得迟疑不决。西方的精神分析学家问：“莎士比亚为什么要作这种改装?”现在，笔者不禁也要问：“兰陵笑笑生为什么要作这种改装?他为什么要嘲弄、挫折与延搁武松的复仇行动?为什么给西门庆一个good death?”笔者无意硬给兰陵笑笑生戴上一顶“伊底帕斯情结”的帽子，或说什么“西门庆所做的事正是兰陵笑笑生潜意识里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但若如他人所说是“情节铺衍上的需要”、“苦孝”或“戒淫”等，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今天，很多人在私底下常会不自觉地说：“某某很像潘金莲。”潘金莲事实上已成为我们臧否或类比人物时的一个原型象征，她所代表的正是“淫妇”这种女人。换句话说，兰陵笑笑生所塑造的“潘金莲”很生动地反映了汉民族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中的“淫妇原型”。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乃是赋予该民族的各种“原型人物”以形貌的人，他为大家说出了“什么叫做英雄”、“什么叫做贤妻”……“什么叫做淫妇”。

　　笔者虽然认为《金瓶梅》是一本淫书，但也认为它是一部不错的艺术品，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之所以要借用《水浒传》中的题材来加以铺衍，想做的不是“苦孝”“戒淫”或“写黄色小说”，而是尝试以其敏锐之心勾画出汉民族心目中与“性”有关的一些原型。书中这类原型不少，但因限于篇幅，笔者只能提一提跟潘金莲有关的“淫妇原型”及其他相关部分。

　　不少人认为兰陵笑笑生的潘金莲“写活了淫妇”，“淫妇就是这样”。笔者在前面已约略提到了此“淫妇”的造型：它包括“天生就是淫荡的”、“有可资辨识的形体特征”、“让男人一见了就酥”、“主动勾搭男人”、在床上“类似一只饥饿的母兽”、“恬不知耻”、“一再地通奸”、“谋杀亲夫”、“让男人骨髓枯干”等。你如果在路上随便抓一些人来问“什么叫做淫妇?”他们的回答大抵亦是如此，千百年来没什么改变，而古往今来，以兰陵笑笑生描绘得“最为传神”(《金瓶梅》中的淫妇不只潘金莲一个，但又以她“最为出色”)。

　　兰陵笑笑生让武松的复仇行动暂时受挫，并且给西门庆一个“好死”(改成被潘金莲搞死的)，主要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彰显潘金莲的“淫”。在六七年枕边风月的描绘中，作者除了大量引进同样深入人心的“房中术”“胡僧药”“迷信魔法”以增加可读性外，在另一个层面，他却也亦步亦趋地和他所创造的“淫妇”作心灵的搏斗。在这场抽象的肉搏战里，作者很明显地泄露了他或者竟至是大多数中国男子对“淫妇”、“纵欲”内心深沉的惧怖。在第一回，潘金莲还未许配给武大郎前，由张大户收用，张大户收用了潘金莲之后，身上不觉就染了四五件病症：“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直到第七十九回，作者以其生花妙笔，描写潘金莲如何借胡僧药之助“骑在西门庆身上”、如何“美不可言”、又如何“五换巾帕”，让读者看得脸红心热之后，“乐极生悲”终于“精尽继之以血”。然后作者突然一整衣冠，适时地走出来诗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醍醐灌顶，让大家的大脑清醒一下。这种“风月无边”之后，要大家立刻“回头是岸”的结构在书中四处可见，而且也是中国古典色情小说的窠臼。这固然与道学“假面”(persona)有关，但同时亦在传递“女人(特别是淫妇)是可怕的!”这个讯息。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频繁的性行为是既不会“精尽继之以血”，也不会“暗里教君骨髓枯”的，但作者(也可能包括多数中国男性)却主观地认为会如此，而且大肆渲染，这正表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惧怖是多么的盲目而执拗!

　　潘金莲的“药死”武大郎与“淘死”西门庆，都在彰显淫妇的可怕：淫妇不仅是“丈夫孝服未满，就嚷着要嫁人”而已，更会把丈夫的灵堂当做阳台——在武大郎的丧礼仪式中，潘金莲竟在房间里与西门庆幽会；而在西门庆的丧礼仪式中，她又和陈经济云雨不歇。“性”与“死”的诡秘结合，让人不由得想起“黑寡妇蜘蛛”“血腥玛丽”等令男人颤栗的、阴森而诡异的雌性本质。

　　几句结语

　　精神分析所关心的是“动机”的问题，笔者不敏，但对过去的一些专家学者之不喜谈《金瓶梅》中的性问题却也颇能心领神会，因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命的文化结构里，“性”虽有它“摆放”的合适位置，却没有“谈论”的理想空间。笔者今天是以“医师”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来谈这个问题，所以不必像东吴弄珠客谄些“读《金瓶梅》而生怜悯之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也不必像张竹波般为兰陵笑笑生“设想”，苦心孤诣地提出“苦孝说”这种怪论。依笔者简单的心思来看，《金瓶梅》是一本淫书，潘金莲是一个淫妇；而身为一个艺术家的兰陵笑笑生当然不会是志在“写一本黄色小说”而已，他想要描绘的是存在于他内心深处一些模糊而又与人生真谛有关的东西(也就是“原型”)。在勾绘“淫妇原型”的过程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或者说宣泄了他的性幻想；同时，对他所创造的“淫妇”，在“阳”的一面，他给予公式化的道德谴责，在“阴”的一面，却也暴露了一般男性对此的惧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