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融入” 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困境

　　时间流转到1990年代后期，校园风景变化很大：有人开着私家车上课，有人却仅靠两个馒头度日。而校园里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隔阂也更多地显现出来。

　　“我们寝室6个人一间公寓，条件很不错了，可是有1个是乡下的，他可把我们害苦了。以下几点就是我们对农村学生的认识：脏———不讲卫生可以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这里可是湖南)；土———衣服土得要死，还净是些地摊货。只晓得穿烂得稀烂的西装，还打领带，要多土就有多土；爱占小便宜———无论买什么都斤斤计较，任何东西能省则省；没公共道德———我们看书的时候跟老乡大声喧哗，上厕所不冲水；路痴———上街从不知道路的，人又憨，买的东西都是笸箩货(假冒伪劣产品)；学习一般———也不比我们好。”

　　这则短文最先流传于某校园网。它引发了数以百计的跟贴和声讨。有人认为，其残酷就在于，直言不讳地捅破了横亘在城乡学生之间那层心照不宣的心理隔膜。

　　心理学者感慨，我们缺乏对贫困大学生处于真正理解之上的“关注”。“他们的问题不是自己造就的。我们是否给了他们多一点的理解呢？”对于贫困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如此评价，许燕长期致力于贫困大学生心理专题研究。

　　许燕认为，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为他们承受的变化更多。这些变化来自四个方面：环境不适应，农村和城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农村学生对很多现代化的东西，譬如手机、电脑甚至饭卡，都不会用；学习不适应，在当地学校出类拔萃，但到了大学，渐渐失去优势，面临重新定位。农村教育多是“死读书”，而大学强调素质教育，一些贫困生在学习方法上一时难以转变；文化不适应，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包括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心理不适应，很多贫困大学生有不平衡心理，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对其他同学有所排斥。他们表面上显得自强，甚至很自负，但事实上内心脆弱而自卑。

　　这些种种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则取决于个人性格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一部分人由于改变和适应没有很快得到理想回报，就变得十分消极，不再试图改变自己。

　　心理学研究认为，越是感觉到不足的地方就越容易敏感。虽然这些不足并非其个人造就。张凯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有时候就不敢开口说话。“常常有人笑，我越来越不愿意说话，性格好像更内向了。”

　　在此种情况下，外界环境是否宽容友善就显得格外重要。以马加爵为例，心理学者分析认为，其心理根源就在于他在各方面感觉地位都比较低，常常出现在被选择的位置上。在这样的心理境况中性格自然不会开朗，越自闭就越没有朋友，终成恶性循环。

　　鼓励他们心理自立

　　来自福建的卢林说，他大学期间最痛苦的经历是去年的一个晚上，宿舍几个人表决商量“要不要让他搬出宿舍”。原因是他无法和他们讨论一些“时尚”话题，也没有钱去参加他们集体的出游，因此被定性为“不合群”。“他们商量到凌晨两点，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卢林最终调换了宿舍。

　　宁夏大学近日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撼：73.27％的贫困生对生活状况不满意，64.51％的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52.53％的贫困生存在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

　　如此的心理暗流在大学校园里四处涌动却无宣泄之处。“我想象不出在陌生的环境中如何向陌生人说自己的事”，内蒙古的赵杰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虽然她所在的北师大在心理咨询方面有颇好的口碑。赵杰说，压力实在太大的时候她更习惯找几个好朋友说说。

　　男生则连找人倾诉的习惯都没有，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自己熬过去”。“我常常感叹北京之大，却找不到一个能大喊一声的地方。难受的时候，我就去操场跑步，一圈接着一圈。”来自山西的张凯说话时有点委屈。

　　在马加爵事件发生后，云南、上海各高校开始为入校新生建立心理档案。大学生心理问题在马加爵事件后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心理学教授许燕认为，此举绝对是必要的。她认为，对于贫困生而言，与经济自立相比，心理自立更为迫切。1998年，许燕曾对30个贫困大学生进行了跟踪4年的心理咨询实验。4年后，其中一半学生被保送或考上研究生，他们的性格多数变得开朗而自信———入学时，这些人曾被认定为有严重心理疾病。

　　许燕认为，心理咨询目前所以没有被学生广泛接受，一是因为尚未适应，二是因为目前提供心理咨询的人员不够专业化。

　　另一种全新的救助尝试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2002年，福特基金投入200万美元用于“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据悉这是福特基金目前对中国教育项目提供的最大一笔资助。

　　“在做项目之前我们走访了西南8所学校，就是想搞清楚贫困生他们最需要什么。原来传统的方式就是给钱，决策的过程也是由校方决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倾听学生的声音。”该项目负责人郝冰女士对记者说。

　　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就发现校方和学生存在分歧。“一开始，校方管理者认为，我们就是缺钱，给我们钱买硬件让学生用就行了。但学生们在做问卷时，却认为自卑和孤独自闭是他们最难解的心理问题。”有学生就说，穷，我们可以少吃一点，但心里的苦想什么办法也排解不了。福特基金调研发现，提高贫困生的能力是解决其心理问题最好的方式。与以往单纯“奖、贷、助、补、免”等直接经济资助手段不同，福特项目通过组织培训、心理咨询、创办社团等方式，使贫困生在个人技能，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方面得以全面提高。

　　在项目原则的鼓励下，西南8所高校为贫困生专门建立了计算机室、免费英语和普通话培训及各种社团组织等。教育部有关人士也表示，福特项目以提高贫困生个人能力为目标的资助手段值得社会借鉴。

　　贫困大学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结构性问题，采访中各界人士均表示，简单地靠开“心灵鸡汤”和小范围的能力资助作用相当有限，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靠来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直专注于教育公平研究的学者杨东平就认为，最迫切和彻底的方法，一是降低高校学费标准，使其不要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本文涉及的所有贫困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