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社交危机:“3000万”人染社交焦虑

　　迟来的关注

　　从业49年的张明园教授第一次接触主动来咨询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是一位国有大型企业的人事处长，他托了熟人找上门来。因为工资加级的矛盾，一位女员工在他办公室前吵闹一天，之后他便再也不敢与陌生人目光对视。

　　“那时候哪里知道有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张明园只能为病人做简单心理治疗，开了一些减少心慌反应的药物。在精神障碍上，我国的治疗重点一直放在精神分裂症等重精神病上，以至于他所在的精神病医院一度被戏称为“精神分裂症医院”。

　　“你眼看他好起来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头是怎么一次一次抬起来的”，由于主动来看这个病的人少，张明园对他印象深刻。这位50多岁的国企干部提出的额外要求是，不要有病历卡、不要有医院记录，“他说我是搞人事的，被人知道我到你这里看过病，我就完了。”

　　这还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故事。直到1985年，“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才正式由美国提出诊断标准，被归入恐怖症中。进入中国后，由于“恐怖”一词没有具体对象、不适用这一病症，便从翻译上被学界修正为“社交恐惧”。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与焦虑类似、症状可以在治疗后缓解，便最终将其定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转而并入焦虑症中。

　　相当一段时间，这几个医学名词在中国混合使用、无法区分――在精神卫生资源贫乏的中国，这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

　　“最近十多年，我国的精神治疗才往情感障碍上靠”，张明园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抑郁症首先成为研究重点。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抑郁常与社交焦虑伴随而生。

　　“可能知道他抑郁，但是他为什么抑郁？有可能正是社交焦虑引起的，”张新凯分析，“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社交焦虑而轻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2001年至2005年，我国山东、浙江、青海及甘肃4省进行了一次精神疾病患病率、治疗情况和相关残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它也是在华西医院课题之前，唯一涉及到社交焦虑障碍的大规模调查。

　　这次近10年前的调查结论是，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仅为0.175%。

　　“这个数字，低得我都不相信”，张明园教授说。有感于焦虑障碍被忽视的严重性，他在2000年组织成立了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兴趣小组。10年来，小组每年两次讨论、一次讲习，只是组员数增长缓慢，成立初19人，到如今只增加了2人而已，组员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精神科专家。

　　“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块，相对来看，专业人员还是较少关注，”张明园评价目前的社交焦虑研究现状时说，“在我们国家，社交焦虑障碍是被忽视的一种精神障碍。”

　　听之任之的大多数

　　台湾媒体曾报道，台湾患社交焦虑症的年轻人呈上升趋势。10年前，每100人中有1人患社交焦虑症，而现在每10人中就有1人。

　　同样的趋势出现在中国大陆。“以前来看病的人少，从四十多岁到十多岁点状分布，没法归纳”，而最近十多年的求医者，“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各种(发展)机会”，张新凯总结说。

　　究其原因，年轻人正处于自我职业发展、社会网络建立、寻找配偶结婚等社交需求比较旺盛的时期，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宅”一族的诞生，因缺乏人际交往而导致社交技能退化，因工作压力过大，对一些应酬场合产生反感，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对其他人的排斥，实质上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排斥。“当社交中稍有不完美，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贬低、谴责感油然而生。”心理学家李子勋如此分析。

　　“敏感、完美主义倾向、看重自己的努力、比较聪明”，张新凯深感这一部分年轻人受制于社交焦虑的可惜，“他们就像鞋子里有粒沙子。把它拿掉后，他们就能健步如飞。”

　　除了年轻人群的增长，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韩海英则注意到另一个新情况，“一些人的社交焦虑，并不是出现在青少年或者年轻时，而往往出现在升职之后。他们有了更多与社会权威人士交往的机会，压力也增加，多方面因素导致恐惧增加。”

　　尽管来看病的人多了，但让张新凯和韩海英忧虑的是，愿意且能够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仍然是少数。

　　识别社交焦虑障碍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患者自身。“其他类型的焦虑障碍，身体上有反应，睡觉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 (他们)都是看病次数增加的，只有社交焦虑，比一般人看病次数少。”张明园说。原因很简单，在这群希望消失在人群之中的人看来，就连医生也是令他们害怕的陌生人。

　　对那些严重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来说，从发现问题到主动求医，可能需要10年之久。“前5年时间自己抗争，花3年时间在网上搜索，再花1年时间寻找民间办法，半年时间找心理咨询师、中医、神经内科医生，最后才找到精神科医生。”张新凯说。

　　对于更大多数只有些微症状的普通人，正处于听之任之或自己抗争的阶段，一般不会走进心理门诊或精神病院。而社交焦虑障碍的一大特点正是，平均病程20年左右，除了因年纪增长社交需求减少、或是进行有效自我心理建设之外，大多不会自行缓解。

　　这一部分人群究竟有多少？张新凯教授按照自己的推算，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画了一张金字塔图。假定塔尖是符合精神疾患诊断标准、需要进行治疗的1亿人，塔底是基本健康、可以自我心理调适的8亿人，那么，在精神亚健康的中间地带，还有至少3亿人以上。他推测说，以每10人中有1人的标准，至少还有3000万社交焦虑障碍者值得关注。

　　如果综合其他焦虑障碍，我国焦虑障碍的患病人数则无法计数。然而，我国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疾病社会工作者和职业治疗师等仍然缺乏，以重精神病患者为主的传统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配备来为社交焦虑这些相对较轻心理问题的患者、儿童或老年人提供服务。

　　为此，张新凯说：“如果从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与防治，那么，它的贡献将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