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社交危机:“3000万”人染社交焦虑

　　滞后的人格心理

　　窦文涛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谈话节目独树一格并颇受欢迎，但社交场合让他很不自在。“实际上我们家的人都有点社交恐惧症。”他在2010年11月9日播出的节目中坦承，“平常对我来说，哪怕是中间有不认识的人去吃饭，我这个心力的付出特别大，对我来说是个特别费劲的事。”

　　窦文涛自认为是一个自闭的人。与窦文涛可以在职业角色中从容表现不同，许多人甚至因此影响工作升迁和日常生活，他们怕见陌生人、怕难为情、怕表现自我，甚至出现逃避行为。这种内向、害羞、自卑的性格特征，被认为与社交焦虑障碍关系极大。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谦虚、内敛和不张扬，这些人格特征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社交规范。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孔孟儒家文化，告诫人们“巧言令色，鲜矣仁”“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要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种文化代代相传，甚至内化为民间谚语和口头禅。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看来，这种不善于言辞、不善于交往、不喜欢展示自己的文化影响非常大，“甚至在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已经习惯于这种不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

　　罗教讲已经有30年的教龄了，他做过多年的努力想要调动课堂气氛，鼓励学生发言甚至可以不举手随时表达意见，“但是组织不起来，做不到，没办法”。

　　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经历了多次变迁。从传统中国重亲情、崇礼制的交往，转为“单位人时代”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的平等交往，又转为现在“陌生人社会”更趋复杂、更多手段、更富“工具理性”的人际交往。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型塑出来的内倾人格特征，并不能立刻随之转化，并且不断通过教育和民间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深刻而广泛地存在着，这种人格心理的滞后让人们在变动的社会面前不断遭遇尴尬。

　　亦因此，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的70后、80后、90后们，在走向社会时却发现，情况已经变了：他们找工作时需要展示自己，职场升迁需要表达，官员提拔也需要去讲演。

　　“各种需要演讲的场合越来越多了，如果言语表达不行的话连工作都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罗教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求人们能说会道，要求人们必须彰显个性、表达自己，但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训练出来的。“本来就缺乏训练，对自己的语言表达不自信的人，现在却要被迫拉出去接受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很多人产生畏惧感。”罗教讲认为，“这里有一个社会人的要求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冲突，引起人格上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结果就是社交恐惧。”

　　但年轻人的压力绝不仅于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胎”政策，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独生子女。当他们在小太阳小皇帝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后，社会却开始质疑他们的“自我、自主”，质疑他们是否能够担当重任。

　　“从文化心理上来看，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思维误差和幻觉了，实际上社会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强，只是人们的怀旧心理认为以前的好现在的不好。”罗教讲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剔比前人更甚，“所以他们产生心理失调的可能更大，社会的发展让人畏惧退缩。”

　　成长的创伤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韩海英博士在接诊中感觉到，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非常关注别人的反应，“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十全十美，不能让别人嘲笑或批评”。一个不无巧合的事实是，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或母亲，他们从小被严格要求并饱受指责，导致自卑心理比较强。

　　北京海明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陈丽甚至认为，今后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交焦虑障碍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问题。“你想想，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多少战争和动荡，包括反右和文革的创伤，往上数个两辈三辈的，每个家庭的父辈祖辈都有代际创伤。”

　　这种心理创伤的直接影响是，人际关系紧张、扭曲、异化。尤其在反右、文革等非正常时期，儿子打爹，学生打老师，兄弟反目，夫妻互斗的惨剧屡屡发生，人们被迫要“怀疑一切”。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非常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社交出问题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信任结构出现了问题，“与信任结构瓦解密切相关，尤其是公权力的信任崩溃。”她说，“谁敢随便相信谁？甚至是朋友、熟人都不敢随便相信，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互不信任的后果是，相互交往越来越少，坦率的交流成为稀缺。尤其在当今房价飞涨，许多人居无定所，人员流动频繁的背景下，人们被迫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环境，还得适应快速变化的人际关系。

　　“快社会”的稀薄交往

　　“现在人的压力大，父母顾不上孩子，老师也顾不上孩子，谁也顾不上谁，交流越来越少。”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从事神经症研究与治疗多年，尤其令他感慨的是，眼看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再加上连周末都要经常加班而忙到顾不上孩子的“假留守”，让“本来应该是最好的老师、最安全的力量、最稳定的支持”的父母缺位。

　　尤其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缺乏跟同龄小伙伴交流的机会。“不管是情感交流，还是社交模式的学习上，这一块都是会欠缺的。”陈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前住在院子里面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平房，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的交流机会更多，而现在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高楼大厦可能使得这个病比以前相对多一些。”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刘兴华曾经专门研究过社交焦虑障碍，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个爱好交往的家庭对小孩的成长会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家庭在大城市越来越少，现在的家庭不善于交往。”

　　通讯和网络的发展，看起来应该是人们社交的福音。尤其是最近十年，陪着互联网一起成长的这一代人发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不用知道对方是谁，也无须在乎对方的表情、眼神和动作，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更加容易，他们甚至还可以不跟人见面就能挣钱谋生。这本来应该可以帮助人们扩大交往范围，使得交往形式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克服焦虑情绪。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沉溺于网络却疏于现实交往，这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科技、网络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但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回避面对面的交流。“在网上聊得很投机，往往下线之后和人交往的问题显得更突出。”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虚拟社区不能替代实际的人际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作为社会动物，人与人的直面交流是无法被替代的。 ★

　　面对社交，我们可以不焦虑

　　社交焦虑的最终解决，不仅依赖个人对自我的接纳，更依赖整个社会对“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的融入与消化

　　2009年7月，香港一名18岁的送货工人在房间自制手榴弹时突然发生爆炸，左手掌被切除。事后得知，这名青年患有社交焦虑症，从2007年起便沉迷于制造炸弹以舒缓焦虑。

　　随着越来越多社交焦虑患者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发现，社交焦虑不只是令患者个人备感煎熬、生活受阻，当他们背过身去，主动成为社会陌生人，留下的是一片不能忽视的阴影。

　　社交焦虑的社会成本

　　早在1996年，美国学者发布《全球疾病负担报告》，预计全球疾病总负担的14%源于神经精神疾病。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已经超过传染病、心血管疾病或肿瘤，在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

　　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常常也是抑郁症患者。在首次发病年龄小于15岁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中，七成的患者共病抑郁，四成患者共病酒精滥用。裹挟着社交焦虑的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常因情绪相关的不良身体症状反复就诊，耗费基层医疗资源，增加社会负担。

　　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交焦虑加深着社会隔阂。因为社交焦虑，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之间也丧失了越来越多的交流空间，最终放大社会对立的危险情绪。

　　“现在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自然交往就少，这些人很难跨越制度性障碍。”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社交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暴露的是这个社会的健康状况。

　　社交焦虑还可能继续发展为“社会焦虑”，令社会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情绪与浮躁氛围。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134名受访者中的34%经常产生焦虑情绪，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当这种压抑、紧张等非理性情绪聚焦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最终释放。

　　为焦虑“剥洋葱”

　　根据目前研究，大脑内某些物质、遗传与家庭环境、个人性格、生活经历等等，都是引发社交焦虑障碍的可能因素，对于个人来说，可针对这些因素来主动调节社交心态。

　　“(社交焦虑者)要充分认识到人格的形成是有原因的，借助于性格分析、精神分析解读自己，用‘剥洋葱’的方式重新生长一回，把痛苦的东西表达出来。”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表示，要想解决社交焦虑，首要是接纳自我。

　　精神科医生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帮助患者们“剥洋葱”，找出产生恐惧的关键“扳机点”。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新凯曾遇见一位特别害怕与男朋友并肩走路的女孩。他与女孩交谈后发现，女孩子担心男朋友看到自己咽口水，进而认为自己很兴奋而不正经。

　　“剥洋葱”的结果是，女孩最后告诉张新凯，她的恐惧很可能是来自于儿童时期的一次出丑。小学时，她在一场演出中跳舞，裙子却不小心滑落下来。

　　“如果当时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安慰她说这不是一个太大的失误，或者说别的同学也有失误，把这个小尴尬补起来可能就没事了，而这其实一点儿也不难。”张新凯说。

　　“社交焦虑应该在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生邱昌建同样表示，首先要从家长、从老师的启蒙教育做起，让他们有意识地注重孩子的心理保护。

　　“比如对孩子说，叫叔叔。如果孩子不叫，家长就责怪，你为什么不叫叔叔？其实，可以告诉孩子，如果你叫叔叔，叔叔会觉得很开心；而如果责怪说，你有毛病，这么大了，人家都叫叔叔你为什么不叫？便可能出现问题。”在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看来，这种责怪可能让孩子从小不接纳自己，埋下社交焦虑的种子。

　　这也体现了我国当代教育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不尊重个体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依照我们设定的好孩子的模式试图改造孩子。”

　　“以人为本”化解焦虑

　　与中国相比较，美国、德国等国家对社交焦虑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更为充分。对于克服社会焦虑障碍的方式，与应对其他精神类疾病一样，仍主要依靠采取药物和心理治疗两种方式。药物治疗方面通常会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抑制剂、阻断剂及抗抑郁药物。它们对于调节情绪效果明显，但同时也存在着副作用。而类似于“剥洋葱”这样的心理治疗方式，仍是不可替代的解决之道。

　　事实上，心理治疗对社交焦虑障碍来说，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对儿童和轻微症状者而言，这是首选。目前常用的、比较有效的心理治疗是认知行为治疗，通过社交技能的训练改善人的社交技能，提高社交信心；通过暴露干预治疗可以降低患者社交时的焦虑。

　　但事实上，这种治疗方式不只是心理诊所或精神科医师才能提供，有社交焦虑的人往往需要从社会各个地方获得帮助。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足。但也有一些机构或团体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需求，并开始着手构建这样的帮助体系。

　　在杭州和深圳等城市，一些学校开始尝试在班级设立心理委员、探讨中学心理健康“同伴互助模式”的可能；在网络上，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爱维心理社区、阿尧心理互助网等等，成为网民互助互济的平台。一些高校也越来越关注大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开设心理教室。

　　“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要鼓励学生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罗教讲教授说，他们所做的心理咨询培训，便是有针对性地培养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是思维的训练，表达力也能有效增强社交能力。

　　除此之外，要想真正缓解社交焦虑乃至其他精神亚健康问题，还是要致力于社会整体关怀的建设和努力。焦虑本来是人们对于陌生人群和场合的正常适应行为，而社交焦虑无疑是一种过度保护。而人们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也加剧了心理上的焦虑感。

　　因此，从环境诱因入手，为了根本消除集体焦虑，仍需更好地解决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建立公平有效的分配机制、共享社会成果。

　　“我们应当从教育、从人际关系，从社会健全等各个角度，建立一个良性环境。一个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一个诚信的社会，才可能使民众心理健康。”孙时进教授说。